周师傅是我校的校工，五十多岁了，看模样似乎远远超出了这个年龄。大家都称呼他老周，只有我叫他周师傅。在我看来，师傅是指那些有一技之长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人，老周他配得上这个称号。 前几年，校园逐步进行了绿化、美化。花草繁嫩起来了，树木葱茏起来了，绿地的脸生动起来了。但夏天一到，校门口到教学楼两旁的女贞树争先恐后疯长得参差不齐，田径场上的杂草也到处乱钻，周师傅也就格外忙碌了。放下扫帚，就得马上操起那把大大的铁剪，给那些女贞树 “美容美发”。有一回，我见他正挥汗如雨，经他修剪过的树木整齐划一，看起来精神多了，就停下脚步好奇地问： “你剪得真好，以前学过没有？”他嘿嘿地笑着： “没有。时间长了，慢慢就会了。”看他说得轻巧，我也想试试，于是从他手里拿过剪刀就咔嚓咔嚓起来。可是，没多久胳膊开始隐隐作痛，再下去连剪刀也提不动了。看看我的 “杰作”，不是深就是浅，比不剪还难看。 “罢了罢了，还是知趣点吧。”周师傅接过剪刀说： “你力气太小了。”我也只能感叹： “看事容易做事难啊！” 为了修剪草坪，学校添置了除草机，那玩意儿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我想周师傅以前也没用过吧？哪知有一天他推着机器突突突地开过，草坪就焕然一新了。这下我不敢再试，万一把机器弄坏了这脸可就丢大了。 在我眼里，周师傅就是一位园艺美术师，至少和理发师傅可以媲美吧？这么说，我称他为 “师傅”应该名副其实吧？ 周师傅的工作主要是打扫校园公共卫生。其实这些活以前是由学生完成的，按理说也应该由学生自己来完成。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学校聘请了专职的清洁工，据说，这样学生可以从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专心学习。其他学校也都这样。 他每天无非就是清倒散布在校园各个角落的垃圾桶内的垃圾，清扫各个楼层的厕所两次，看起来也不足为奇。不过，每当听见他对着女厕所的门喊 “有人吗？”时，我都会胡思乱想：让一个男人去打扫女厕所，他会怎么想？我会有坦然接吗？男人为什么不能打扫女厕所，是我的思想封建落后，陈旧僵化吗？据说，文革初期的沈从文先生也扫过女厕所。他说这是对他的信任，虽然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然而晚年有记者重提此事，他却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嚎啕大哭。此事给他心灵所造成的创伤由此可见。 普通的校工，伟大的作家，似乎不能相提并论，但是除去身上的附属物——地位、声望和成就——他们应该没什么区别的吧？沈从文先生是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被 “罚”扫女厕所的，他有无限的辛酸与无奈。我想，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的周师傅，如果不是受到生活的逼“罚”，他会乐意这样做吗？ 周师傅好像一个永动机，我从没见他休息过。夏天喝矿泉水的学生多起来了，我又见到他在校园捡拾矿泉水瓶穿梭的身影。有好事者帮他算了一笔账：每天至少两百个，一毛五一个，一天可挣到三十元。一些班级也动起了脑筋：自己回收自己卖。虽然挣的钱少了，但他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快，一面去垃圾桶里翻，一面去旮旯里掏…… 期初和期末那几天他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每个办公室都在清理，废纸满地。他被叫来叫去，用编织袋不停地装，不停地背，连地也帮我们扫了。我们都觉得过意不去，有时干脆跟他说不要称重了，再说也并非想卖几个钱，只是想早点整理干净。他总是一五一十地算得一清二楚，有时钱久了才给，也会解释个分明。 常常在食堂里碰上他。他习惯盛着满满一碗饭，只买一个菜。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 “这么少的菜够下饭了吗？”他露出了那招牌式的微笑，连声说： “够了！够了！”去年寒假值班，我和他恰好编在一个组。中午他也在学校吃，大过年的，也就蒸了个咸鱼，煮了碗花生，自得其乐呷着几口烧酒。好几次我都想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晚上我睡得迟，早上起不来，也不知他什么时候出去的。回到寝室洗漱时，见我醒来，连忙劝我道： “没事，我都弄好了，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哪好意思继续睡下去呀！ 暑期里，学校门卫换成了专业的保安，我小心地问他： “下半年，你——还留下来吗？”他淡淡地答道： “随学校安排吧。”幸运的是，本学期，我还能一睹他的身影。 不知为什么，看到周师傅，我就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