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家之前，外婆送了我一打圆珠笔，一共十二支。看上去就很廉价，墨管的后部发黄变形，弹簧锈迹斑斑，恐怕是某个违法的小工坊组装的，幸好，还能写。我的行囊里只带了几件衣服，钱包，几沓稿纸和几包纸巾。　　我和妹妹友琴相差七岁。她小时候生病烧坏了脑子，轻度弱智，而且有无法辨认人的毛病。自理虽我大碍，但症状严重时，在熟人身边也会恐慌，并歇斯底里，让人头疼。母亲病逝后，父亲将我们推给外婆，就此离家，听说几年后再娶了。当然这是我长大以后开始知道和介意的事，孩堤时代，不管遇到怎样的变迁，只要头顶上还有大人撑着，也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我那时上中学，妹妹上小学，为了接放学比我早的妹妹回家，我只好在每天下午三节课后向老师请假。我没告诉老师我是为了去接我那个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的傻妹妹，我嫌丢脸。我对妹妹经常犯一些无厘头的错误感到心烦，总对妹妹动手动脚。外婆总是一手忙着针线活，一边大骂：“对你妹妹好一点。”　　“对她是好是坏，她也不会记得！”　　“如果不记得怎么会怕你怕成这样？”　　“我才没打她。”我心虚，声音软下去。她扫了我一眼，我一瞬间从脚跟凉到后背。　　中学毕业，自诩写作不错，想当作家。我拿着我写的稿子给外婆念时，她穿着针线说“没什么才华就别做梦。”　　“是你看不见我的才华！”　　“再怎么爱唱歌的人，不唱歌也不会死。再怎么爱写文章的人，不写也不会死。只要不是不做都会死的事儿，都是奢侈品。”她瞥我一眼：“现在我活着，你才有自由发展廉价的才华。你最擅长的事只有吵架，以后要靠这个养活妹妹吗？”　　十岁的友琴也像是站在她那边似的，困惑地看着我。　　我中了圈套，吵也吵不下去，气得七窍生烟。我跑在方向相反的传送带上，不管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好像有辱使命。　　我和外婆提出要去外面闯荡一番，说整天呆在家里我写不出文字来。　　我踏上北上的路，外婆依旧靠一个缝纫铺养活妹妹。我在北京租了套房子，打电话告诉了外婆我的地址，电话里友琴的吵闹声很大，我听不清外婆说什么，我也无心去听，匆匆挂了电话。每礼拜外婆总会打电话来，却不是要我注意身体，不是要我多多回家，只是语气依旧地要我好好写文章，别在外丢脸，　　我实在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发现自己的文墨真得很少。为了维持生活，我在家鞋店找到了一个还算稳定地文职工作，收入可观，至少不会让我去喝西北风。　　一天接到老家邻居的一个电话，说外婆急性脑膜炎，昏迷了好几天。我向店主请了个假，乘火车回到老家。我赶到时她依旧昏迷着。友琴不认得我，不肯叫我。我原本打算责备时，又将心中那份烦恼压下了，病房里一片死寂。就在希望快放弃时，一个夜里，我无故惊醒，发现外婆正怔怔地盯着我，张开嘴唇没有发声。我俯身过去，贴着她冰凉的呼吸。　　“照顾好友琴。”她说。　　我点头，打算去找医生。她却摇头，示意我坐下。　　她又睡过去了，我替她掖好被子，轻声走出病房。　　第二天，她再也没有醒来。友琴看着死去的外婆，愣了愣，便哭了，她跑向我，“姐姐，外婆死了……”　　安葬好外婆，我带着友琴离开了这里，她随我去了北京。那家鞋店停止了营业，我另寻了工作，友琴去了一家游泳馆工作。好在她生活上尚能自理，我也不必为此心烦。我依旧像从前一样去接她下班，带她去市场买菜。只是我对她不再那么暴躁，她的病情也好似好转了些许，可以把人分辨清楚，也不再无故歇斯底里了。　　那年我二七，她二十。二十岁的她早已出落得亭亭，我发现我不再如从前的讨厌她，认为她是自己的羞辱，她慢慢地在改变我，我想我要为她写一本书，从小到大。　　她二十一岁，生日，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二十一岁了，让我不用去接她，她记得回家的路。我说好。只是我还是去了，没有让她发现，只是远远地跟在后面，手里握着那一本我为她写的薄薄的书。当我反应过来有一辆大卡车向她迎去时，已来不及，她就这么被撞出去，小巧的身子落在路边的草坪上，红色的血液涌了出来，落在草坪上。我报了警，急救的车还是来晚了，友琴的命还是没有保住，她就这么走了。她的葬礼，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只是默默地将那本书放在她的骨灰盒边——《你是我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