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近在眼前的风景，往往因为想着随时可去，就一次次地拖着，到最后失之交臂了才觉得遗憾……说来惭愧，身为鄞州人，却由于种种原因不曾去过塘溪的名人故居。直到单位的悦读俱乐部成立，活动第一站——走访名人故里，才得以了此憾事。    树叶已经泛黄，溪水依然清澈。从白岩头岭古道下来，经象峰村，我们一行来到了童村。同事中恰有童村人，说起前辈，无不洋溢着自豪：童村溪上原有一座文昌殿，一到晚上九点，殿门就关闭了，任何人不得进出，除非有急事，须族长允许，方可例外。童第周的家在文昌殿边，大殿把溪流一兜，风水都流到他们家去了……一个小小的山村，却建有文昌殿，族人对文化的重视，村落文风之昌盛也可见一斑了。夜里用殿门将村子封闭起来，既可防盗贼之乱，又对村民有所约束，这样的乡风习俗，在周边村落是很少见的。    童第周故居坐落在小溪边，文昌殿的原址已经造了老年活动室。路边“童第周故居”的指示牌很醒目，踏着石阶而上，迎面是一个小巧的墙门，墙檐下的匾上几个烫金大字遒劲有力。院落很小，却干净简约：院子里的卵石铺出一个个圆形纹饰。正屋是五间两弄楼房，两架楼梯分别在两边的弄堂里，一间间屋子里陈列着名人读过的书籍文物及照片史料。居室内遗有床、桌、写字台、衣柜、坐椅等10余件清式家具，且保存完好。打开后门，有一条窄窄铺着卵石的阶沿，檐下是个小小的天井，也铺着卵石。童年时代的童第周应该在这檐下看过滴水穿石的景象吧。    看完陈列的史料，来到前院，隔着一个小小的天井是一排小屋，里面放着水车、石磨、风箱、稻桶、犁等农具。西厢房的木梁上挂着锄头钉耙晒谷耙，东厢房分成两间，灶间里的土灶碗橱让人看了很亲切，吃饭间里一张八仙桌，围着四条长板凳。这楼房、陈设，平实而俭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耕读人家。    童第周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16年，他像所有农村孩子一样帮家里干农活，在小溪里捉鱼捉虾，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充满了鸟语花香的野趣，面对大自然的各种生物，他产生了很多疑问，因为爱问为什么，因为勤奋好学，他走出了大山，走进效实，而后又走到了比利时，创造了生命科学的奇迹……我们站在卵石的院子里，寻觅着他曾经发现过的被水滴滴穿的石头，追忆他在这个小院里留下的痕迹……是啊，因为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才会成就他人生。    在雁村农家乐吃过中饭，又去沙氏故居。对于沙耆，一向怀有几分崇敬，几分哀怜。我的一位同学和沙耆是同乡，她给我讲过沙耆的故事，说那时要求他画画很容易，只要给他备好酒菜即可，因此沙耆的画随处都有。一些画着油画的画布被老太太当包裹布用，更多的画则被扔得到处都是，有的甚至被做成了鞋垫。贫困潦倒的画家，没了画布，就在院墙、板壁、书页上信手涂鸦……她也曾得到过几张沙耆画的马，只是当时并不知道收藏的价值。    当我们的车在沙村村口停下时，一位热心的老人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向导，没有她，还真不好找。在村里的小巷绕了好一会，又经过一段坡度较大的路，终于看到了残垣上的指路牌。沙耆的故居在左侧。    弄堂的墙上，有多处墨迹，有中文，也有英文，那端庄有力中规中矩的字迹，显然是名家所留，只是经过岁月侵蚀，辨认起来难以成句。弄堂尽头是一个高高的，建筑风格独特的墙门，在周围低矮的民房中有些突兀，墙头做得很精致，门楣上刻着砖花和盆景，上面雕刻“藜斋”两个字。踏进大门，一幢两层小楼静静地伫立在山隅处，这座三开间二楼宅子由沙耆父亲于1926年重修，并取名“藜斋”。前院的围墙前安装着一排玻璃，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名人的遗迹，因为墙上有沙耆书写的《离骚》，字迹果然与院外残墙上书写的出自一人，模糊的字迹中隐约飞腾着一匹红色的骏马。从简介中得知是沙耆回国后的作品，经过60多年的风雨洗刷，原迹近乎褪尽，后来经过修复，依然能领略他那强劲有力的笔触，实属难能可贵，也许是他留给后人的心灵呐喊。    沙耆得上精神分裂症，据说是为情所伤，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在他绘画中猛烈燃烧的激情和才华，却没有抵挡住更加炽烈的不幸爱情。在比利时的最后几年，画家被爱情的突变彻底击倒，因而无法继续艺术上的辉煌。他回到了老家沙村，精神上的疾病，给他的生活蒙上了深深的阴影。女人与马，是他常画的题材。在藜斋，凡是空白的地方，几乎全被沙耆画上，给人的感觉，他一天都没放下过画笔。住所的板壁上，画着好多幅裸体女人，画中的人物，面部明显带有中国女性的特点：她们体态丰腴却又均细短小，人体的比例似乎有点失调。画面的整体基调虽然出自欧洲的文艺复兴传统，但在表现手法上，却自有沙耆的独到之处。我们不能肯定她们就是他妻子的化身，但是这壁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凄美的故事。原迹已被买走，现存的只是复制品，但同样能反映画家虚拟的精神世界。谁也说不清他与妻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纠葛，谁也无法知晓他的精神病是什么时候得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感情方面是执着的，专一的。    看着他饱经风霜笑容慈祥的自画像，难以想象他回村后潦倒孤寂的悲苦人生：从欧洲的前卫之都回到偏僻的老家，那是多大的落差啊！虽有老母和儿子相伴，但妻子的离散和艺术环境的彻底改变，撕咬着他的灵魂，他只能将这一切，都倾泄在无休止的绘画中。他和老母相依为命，母亲去世后又投靠姐姐姐夫，而后收了一位学生，生活才得以安定。他被村民叫成“花痴”、“疯子”，所幸善良淳朴的人们没有怎么为难他。村口老樟树见证了沙耆无奈与悲怆。它曾看着少年的沙耆意气风发，外出求学，又看着沙耆拖着疲惫的身子，单身回乡。30年里，对他来说，世界上只剩下两件事：画画和等待妻子。他每天早晨起来后就到村口去一边看报一边等妻子。妻子终于没能回来，沙耆还是天天在村口等。他像个灵魂，在故乡的大樟树下，游荡，行走……在那个小山村里，癫狂的沙耆行走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自由无羁地做着他的大师和省主席。多少年后，那些执迷纯真以至专狂的画作，震撼画坛，“中国的梵•高”之名便由此而来。　溪水依旧，藜斋犹在，只是故人已去。在发黄的照片里，在斑驳的板壁中，我们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