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每个傍晚都要到大隐中心小学打篮球，这里就是自己读了六年书的母校。 一日，乌云骤聚，天降大雨，跟着同伴躲到新教学楼下，甩甩雨水，定定神，抬头望去，熟悉的谢山隐没在天际乌云之间，天地间那颗千年古樟依然默立，而古樟隐蔽下的小学堂却成了一片废墟，工人们正在清理工地垃圾。他们不知道这片片垃圾中留下了多少人的回忆……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号清晨，阳光很好，适龄的孩子都要去学校报到。我趴在床上不肯起来，对于学校，心里有无限的恐惧。姆妈硬生生拽我起来，把我拉出家门，一直押到学校，这是人生中第一次与这老学堂相遇，是个简单的长方体建筑，地基很高，足足有我的两个身子，整个楼都是青色，墙面上装的都是木头框子的玻璃窗。坐在教室里，朝南望就是山，山下一条直直的路，路边就是那颗千年古樟树，郁郁苍苍，我所有的故事都在他心里。 一个清晨，老樟树的枝叶间跳出一只松鼠，蹦到我们教室，于是一群男生拿起扫把与畚斗拼命追，教室水泥地本就破损不堪，一经这么折腾，碎了一大块，从水泥间又扬起了许多灰尘，终于抓到了那只小可怜，这时它已经没有了呼吸，胆大的男孩又把它扔到了樟树里，一到树上，它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一个个小脑袋都挤在窗口观望，看了许久才又回到教室聊昨晚电视的内容，一直聊到走廊的铜铃声“当——当——”响起，才坐回位子咿咿呀呀读起书来。 老师出场了，教室里鸦雀无声，每个老师都没有好脸色，从未见过一个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开玩笑。稍不留神讲句空话，语文老师轻则吃“栗子头”，重则罚站一节课；数学老师轻则用三角尺“劈”头，重则一阵“佛山无影脚”外加“九阴白骨抓”，其他老师是不怎么修理我们的，因为一周副课也就那么几节。 班里男生很少不被修理。一日我们十来个男生在自习课上互相扔粉笔，弄得教室一片狼藉。班主任让我们排好队走到学堂楼梯拐角下的铜铃下，一字排开，人人行少先队队礼，人要站正，手要伸直，不准言语举动……就这样一直站了一节课，下课时许多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暗自偷笑，我们倒没有什么颜面扫地之感，反倒是大大方方，微笑以对。 这样的惩罚对我而言只是小菜一碟，最大的惩罚莫过于叫父母来校。彼时电话尚未普及，故而老师要叫家长则需将我们留至饭后。那日因为打大型游戏机，被老师留到夜幕降临。我们一排男生面墙而立，班主任则与数学老师一同共进晚餐，闻其香而不能尝其味，加上腹中空空，此间痛苦又不能说，唯有一遍遍咽口水，这时一位同学放了个臭屁，片刻所有站着的人都闻到了，都憋不住笑起来。 班主任觉得叫家长来尚不足以惩治我们，于是决定让我们这群人罚扫一星期，包括教室和包干区。于是问题又来了，扫教室尚不难，包干区可是还包括了男厕所和女厕所，男厕所也好办，女厕所就麻烦了，因为被罚的都是男生。 第一日打扫完，还剩女厕所，一群人站在一起商讨到底由谁担任此一重任。商量再三，推脱再三，强迫再三还是没有人去，最后决定猜黑白和石头剪刀布，才把这国际级难题给解决了。 在学堂里，课后的时光是最美妙的，好像都不知道有作业，人人都可以尽情释放，我们几个男生会在走廊里玩“抓逃”；在学校水沟抓虫子。玩累了口渴，就直接冲到自来水管下，嘴对着铜管直接喝。到了午自修时间，学校规定必须睡午觉，但是我们这些调皮的男孩都睡不着，于是成群结队翻出围墙（围墙是用些乱石堆成，差不多一米高），跑到学校后面的毛竹林，管理老师见了我们就喊道：“里做索啦！”我们听见声音迅速伏倒在地做隐蔽状。管理老师无奈地骂道： “尼逗，打游击队啊！” 不光去山上，还会去河里抓螃蟹，把螃蟹卷进裤腿里带到学校来玩。 除了这些有趣的事，也免不了苦恼。四年级时，因为玩大型游戏，成绩已经垫底，两门主课都刚好只是及格。于是五年级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抄作业，以维持与老师之间表面的和平。一日数学老师面批，问我什么是“单位一”，我立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次不知为何数学老师没有打我，耐心地又给我讲解了一遍，可我还是一窍不通。 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广播操声音响起了，老师让我先回去，等广播操后自己再去学习下，我拿着本子独自回到座位，没有去做广播操，一个人静静的在阳光下坐了很久，直到广播声音结束，同学们陆续回到教室，我还是低着头想这个数学问题，坐我前面的是我们班的班长兼班花，我让她给我讲讲“单位一”，她看看我，然后耐心地讲了一遍，那时似乎听懂了……像是从那天起，我成了各科老师心中进步最大的学生。 时光有时也像个孩子，玩着玩着就到傍晚饭点了，我们玩着玩着也要毕业了，班主任很有心做了一张全班同学的联系表，还开了联欢会，就这样简单地告别了六年的小学堂。 如今共读六年的同学不知都去了何方？那时的班主任也不知调到了何处？记忆中熟悉的校歌只剩下“翠竹青山掩映着我们的校园，那就是大隐镇校”，记忆中那熟悉的学堂也被移为平地。 抬头望去，唯有那千年古樟，依然在风雨中默默伫立着，静看着人世的变迁与事物的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