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一个村校，只有14个学生。班里有兄弟两人，弟弟叫赵雪刚，哥哥叫赵雪奎，比弟弟大五六岁，之所以在一个班里读书，那是因为哥哥智力有问题，还是个结巴。他们的妈妈已去世，继母又生了一个妹妹。兄弟俩衣着褴褛，面黄饥瘦，成绩都特别差。由于他们家离学校比较近，我就经常在放学后，把他们留下来给他们补补课。但我发现在补课时，只要时间稍长一点，他们就根本听不进去了。直到有一次他们的继母在路上见到我，没好声气地对我说，放学后兄弟俩还要回家打猪草，把坡上的牛羊赶回家，叫我以后不要再留下他们补课了，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对兄弟俩恨铁不成钢的又急又气的心情变了，对他们只有深深的同情。我没有照那个女人的话做，只是补课很注意时间了。这样持续了一年，兄弟俩的成绩都大有起色，弟弟能考上八十多分了，哥哥偶尔也能考及格。一年后，因为镇上一个教毕业班的老师调走了，我就被调到镇小学去接替他的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那所村校，离开了赵学奎赵学刚兄弟俩在内的那14名学生。    转眼我在镇小学已一年了，在忙碌中送走了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班。我偶尔也会想起兄弟俩，不知他们现在成绩如何，读书是否还是他们的“副业”呢？一天我正在上课，外面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一个瘦瘦的半大孩子站在那儿，一身衣服还算干净，可明显地短了。见我狐疑地打量着他，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赵雪奎，他们说你…你在这间教室，我…我…就来敲门了。”我非常诧异，连忙问他现在在哪儿﹑做什么，找我有什么事。他告诉我，他现在没读书了，在一家馆子里洗碗，今天领了二十元钱，想请我吃一碗面。我听了眼泪都差点儿流下来，对他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不去吃面了，你自己每顿吃饱些。”他急了，竟伸手来拉我，还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让我看，结结巴巴地说他真有钱。我连忙把门打开一些，让他看到教室里正在做作业的学生，告诉他我正在上课，真的走不开，真的不能跟他去吃面。我让他先走，下课了我们再说话。我走进教室接着上课，一时间竟不知自己要讲些什么了。大约过了七八分钟，敲门声再次响起，我走出去一看，竟然又是赵雪奎。这次他手里拿着两个奶油面包，还是结结巴巴地说请我吃面我不去，就请我吃两个面包吧。他好像生怕我会再次拒绝，把面包直往我手里塞，然后就一溜烟地跑了。我急忙去追他，可我刚跑到楼梯口，他却已到了校门那儿，我只看到他窘迫地﹑笨拙地举起手，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就又转身跑出了校门。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家馆子帮工。他就这样突然地出现又突然地消失在我面前。    捧着这两个当时在小镇上还算“稀奇货”的奶油面包，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夺眶而出。赵雪奎，这个智力低下的结巴孩子，自己的境遇那么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却还惦记着我—一个仅仅教过他一年的老师。而我，只是给他补了点课，偶尔奖给他几块饼干和两颗糖，没有对他歧视和责骂而已啊！    “不求你金，不求你银，只求你的一颗心。”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在我的教书生涯中，也曾有过身心的疲惫，有过委屈，但记忆中的那两个面包，始终温暖着我，也鞭策着我。亲爱的老师们——我的战友啊，孩子，特别是像“赵雪奎”这样的孩子，真的非常需要我们。而我们，又是否去温暖了他们那小小的心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