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我看了《觉醒年代》，学到了许多原先从未了解过的知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每天都说都用的语言——白话文，竟然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才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这真是让我难以想象。

　　都说白话文和白话诗是新文化的一面旗帜。因此，在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北大教授带领下出版的杂志《新青年》中，刊登了一篇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它的发表引起了整个文化届的震动。

　　有新即有旧。主张推行使用文言文的一批守旧派出现了，如当时赫赫有名的翻译家代表林纾。以他为首，又出现了一些守旧思想。这文化改革令我最有触动的是：善与恶。我们所说的好与坏，善与恶都是基于自己所想的。当我们得知结果再去评判好与坏，又有何用呢？毕竟在当时，普通的民众并不清楚，究竟是孑民鼓吹的新文化能推动历史的齿轮，还是琴南主张的保皇守旧更胜一筹呢？抛开个别别有用心的小人，他们都努力想让中国进步。由于思想的局限，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新文化更适合推动社会进步。

　　在激烈的冲击下，激起了阅读兴趣，我翻出家里的《狂人日记》，一睹为快。一读才发现，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的白话，在我眼里完全是半古半新的味道，毕竟当时是处于新旧文化交界时期，作者的创作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白话文究竟好在哪里？我觉得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当你想告知别人你不想做这个工作，你可以说：干不了，谢谢！这“干不了”既能代表自认为能力不足，又能代表不愿意。而简单的“谢谢”又显得不失礼貌。表达内心，同时又不失优雅，就是语言的价值和魅力吧。

指导教师：童优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