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完人，也并非小人。

　　我是王安石。

　　千帆过尽，有人说，我是贤相、圣人，说我以天下为己任，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果敢无畏地变法，改变了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说我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是三代以下中国唯一的完人。但也有人说我是奸邪小人，说我的变法直接导致靖康之难，将北宋引向覆亡，是亡国祸首、千古罪人。但其实，我不是如此极端之人。

　　我不是完人。

　　早年在扬州做官时，我常彻夜读书，到天亮时才稍稍一睡，然后匆忙上班，甚至来不及洗漱。这样的情况发生过许多次后，扬州最高地方长官韩绮认为我太年轻，怀疑我夜里出走“鬼混”了，劝告我：“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废。”我也常常衣着不整，对饮食也不在意。苏洵还曾说我“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我的变法中也出现许多问题。我在用人方面有较大失误，《奸臣传》中14位奸臣中的12位都与我有关。而变法中我因没看清吕惠卿小人的本质而错误地举荐他，希望他维护变法，但却没想到他建立自己的小集团，巧声怪气地在宋神宗面前说我坏话，搞“倒立阴谋”，这也对变法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不是小人。

　　熙宁六年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大范围的旱灾。我不迷信，用“天变不足畏”安抚神宗，可反对派借机恐吓神宗。监管京城城门的官员郑侠写了一封奏折，并将自己画的《流民图》假称密急公文呈给皇上。奏折中，他指出了新法的种种弊端，并咬牙切齿地说：“若陛下停止新法，十日之内，必然下雨。否则，请将微臣斩首，以惩戒欺君之罪。”在此期间，反对派还通过太后，太皇太后向神宗施压，最终神宗只好废了新法。不巧的是，三天后下起了倾盆大雨，更激起神宗对我的怀疑。其实，反对派的言辞有些过激，我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预定的目标，使国家财政明显好转。

　　我也不追逐财利。在市易司用人问题上，我与韩绛发生了冲突，韩绛认为不能用只盯利的官员，而我抢白：“市易司本就是为求利而设，不求利还设它干吗？况且有人既不明白义，也不懂得利，身居高位却安然自如；懂得利的人，又为何不用？”为国家牟利益，解决国家财政危机，本就是我熙宁变法的主要目的。而我本“视富贵如浮云”。退居江宁后，我生活得清贫，而曾经口口声声产重义轻利的“正人君子”们，却过着良园美宅、锦衣玉食、奢靡浮华的生活。

　　我不是“拗相公”，只是想真正、彻底地推行自己变法的大志。

　　早年，我几次放弃做京官或有名无实的大官，是因为我想在基层将自己所学实实在在地实践。宋英宗时期，我为母亲守孝期满，朝廷三次下诏要求旧官复职，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认为英宗无改革的锐气。最终，我认为神宗血气方刚，是个能干事之人，决定尽心辅佐他。

　　我与司马光私交甚好，但政见不合。司马光连写三封信要求我废除新法，我便答以《答司马谏议书》，从侵生、生事、征利、拒谏、天下怨谤方面一一驳斥他对新法的歪曲与诽谤。“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亡美恶由吾身。”我对新法十分自信，并不认为错，所以坚持己见，才显得执拗，但我这种执拗的性格正如一把锐利的宝剑，使新法得以施行。

　　在政治的纷争之外，我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是文学家和心态淡然的隐士。

　　“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十五岁时，我早已以诗歌抒写自己胸中的盖世豪诗。我的为官经历，由县到州，再进京，由民事、教育、刑法、马政再到财政，社会接触面扩大，平生所学也学以致用，并初步试验了用官府粮仓中的存粮对贫民借贷。后来，我向仁宗皇帝献上《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提出系统的改革主张，给神宗皇帝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分析了百年大宋未遭灭顶之灾的原因。

　　文学上，我倡导经世致用，写文章必须有直接的现实价值，着力做到表达准确、有理、有据、有力，对于诗歌，我善于反复锤炼、修改，喜欢翻案。

　　二次罢相后，我在江宁城外的白塘建造了自己的房舍，起名“半山园”，过起了躲避尘世的田园生活，寄情山水，感悟佛法，心态淡然，写起了咏物诗、写景诗。

　　千百年来，多少别有用心的文字将我掩埋得太深了，我不是完人，也并非小人，我只是王安石，以“执拗”坚持自己的主张，以淡然享受田园生活，活出了我的本色！

指导教师：钱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