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东海实验学校 柳馨妍
2022-06-10
回忆的“宝库”
前几年,外公收拾屋子,找出来一个老旧的纸筒,郑重其事地拿来我家,送给我当纪念。我看着这个泛黄的,上面印有“纱布”字样的“新奇玩意儿”,隐隐有些期待。因为我知道我的外公是个有故事的人,他送给我的可能是一座“宝库”。从小我就觉得外公无比的高大,我总是乐于挖掘他身上的闪光点,以及历史给他留下的烙印,他的形象充斥于我九年义务教育的各类文笔中。
我没急着打开这座“宝库”,而是先细细“研究”外壳,原来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纱布包装盒,圆筒状,五、六十公分高,纸质,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我用一种近乎膜拜的心情慢慢地打开了上面的盖子,将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于是一套我从未接触的时代的标志在我面前铺展开来,这是一个个勋章、像章、袖标、语录...有铝制的、陶瓷烧制的、麻布的、纸质的;它们各种形状,以圆形居多;小的类似一元钱硬笔,大的有茶杯盖那么大。我看着上面的人像和文字,才察觉到那是属于那个特殊的时期,属于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我一向对历史很感兴趣,更是喜欢一切独特的物件。在我将这些像章、袖标铺满整个桌面,一个个查看时,我的外公也慢慢拿起手边的一个像章。于是那段对我来说只存在于书本中从没具体接触的历史在外公略显苍老的嗓音中慢慢流淌出来......
外公姓林,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于东海边一个三面靠山,一面临海的叫“洋涨岙”的小渔村,他是一个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细细算来好像那些出现在教科书上的解放后的历史,无一不是他所经历的。
外公出生的年代还是抗战末期,据说我的太奶奶原是宁波镇海的大家闺秀,因躲避战乱,外公的外公带着全家逃难到了洋涨岙。我的太奶奶在那里嫁给了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的太爷爷,并逐渐洗去了城里小姐的铅华,慢慢地以“岙里人”自居了。妈妈说,她小时候家里有制作精美的薄胎瓷器,都是我太奶奶留给外公的。但是那时候的人不懂珍惜,很多都被打破了,甚至有用来当做喂鸡鸭的容器的。我曾天真地问过:“外公,你见证过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吗?”外公听罢笑了:“傻孩子,我们那儿是穷乡僻壤的山坳坳,哪儿来的战火呀?”“可是,不是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吗?”好奇的我打破砂锅问到底。外公说:“我们那时候要出村去就得走将近一天,村里人都是同族,就像一家人,大家都喜欢平安和睦的生活。”
外公是参加过文革的。六十年代初,我的太爷爷举家搬回了太奶奶的故乡——宁波镇海。机缘巧合,外公上了宁波林校,并在读书期间入了党。外公跟我讲他背着干粮要走十几公里去学校;他还跟我讲三年自然灾害时,恰逢他长身体时期,那个饥饿的感觉是他毕生难忘的;他又告诉我他中专毕业那一年的十一前夕,学校组织优秀学生参加“大串联”,他是学生代表。那一次,“林同志”和同学们坐着绿皮火车到了北京,并进入到天安门广场,遥望了当时的领袖毛主席的真容,聆听了主席的训导。我手上的这些“时代标志”有一大部分就是他那次去北京带回来了,珍藏至今。
文革中期,林同志中专毕业分配到了林场工作,成了一名林业工人。家里四兄弟,他是老大,那个时候二弟顶替父亲进了镇海外海社,成为船上的水手,后来四弟也进了外海社。文革结束前,三弟响应政府号召“支边”去了黑龙江。这位“三外公”在我的记忆里,很喜欢喝酒,是个很豪爽的人。但是外公说,他的三弟是最不幸的,“支边”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后遗症,我听得似懂非懂。其实,我知道我的外公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呢?延迟上学、延迟工作,明明那时中专毕业可以享受干部待遇,但是“又红又专”的外公一心只为建设新中国,连毕业文凭都没拿就奔赴工作岗位了。以至于他后来的各类待遇都永远落后于别人。
林同志工作的林场就是现在的九峰山瑞岩寺景区,外公将他一生的热爱都贡献给了那一片山林。每次去那边玩,外公总会带我走寻常游客不知道的路,告诉我哪里哪里有他栽的树,哪里哪里的防火道是他修的;告诉我哪片山坡的桔子最甜,还有哪里以前最容易看到野生小动物;告诉我怎么才能挖到最嫩的笋,哪个池塘的鱼最肥美最容易上钩......外公甚至很自豪地将我带到一个隐蔽的小水坑边,指着树荫掩映的地方告诉我:比大熊猫还稀少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镇海棘螈在消失十多年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他在一次巡山时偶然发现的,经上报后,研究专家才来了林场。后来在那个外公第一次发现棘螈的水坑围了保护圈,外公成了一名“守坑人”。当然,我去看的时候,棘螈已经都转移到了旁边的研究所的房子里,外公带我去看过。看着那些攀爬在塑料箱壁上的黑色的四脚小生物,我真的想不到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都跟我的外公有渊源。我那在茫茫人海中似乎隐身的外公竟然有这么多不平凡的经历。
听外婆说改革开放后,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家享受政府分房时,四兄弟中就因为外公户口不在家没能分到房,外公外婆一直在林场的宿舍住到退休才拼拼凑凑买了房。太爷爷太奶奶过世时分家产,又是因为不在父母身边,弟妹们挑剩下的才给了最老实的老大,以至于后面好几年外婆都很生气,不想理林家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没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林同志因林场收益不佳“被内退”了。那个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压力大的老林同志,不得不向单位提出要求继续工作。于是我的根正苗红的正规林业学校毕业的外公成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林场内的一名临时工,哪里要挑石头了他上、哪里要砍树了他上、哪里要泄洪了他上......五十多岁的老林同志任劳任怨地做着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做的体力活。
终于在我出生前,老林同志光荣退休了。他不再是那个去过天安门见过领袖的“林同志”,不再是那个守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守坑人”,也不再是那个打零工的“老林”,他只是我的外公了。他是我儿时的玩伴,是我们家的“全能工程师”。他会牵着我的手放学,偷偷地在路上给我买妈妈禁止我吃的冰激凌;会用电瓶车载着我从家出发,将行程呈放射线地向四周扩散;他会给我叠看起来丑丑的,却能稳稳地飞出大院门口的纸飞机;会用洗衣粉盒子给我的仓鼠做出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还会因为我一句“想看看窝里的小鸟”,就迈着他胖胖的有点笨拙的身体顶着外婆的责骂爬树给我把鸟窝搬下来。他无所不能,总是能满足我天马行空的奇想,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
退休多年,我也长大了,不再时常去外婆家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平时无事的外公学会了用电脑上网,跟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们用QQ、微信聊天;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平板玩游戏、追剧、P照片;上了老年大学,学会了摄影。还没有疫情前,他们一群老年朋友经常结伴出门旅游,外公是队里公认的御用摄影师。
外公可能是老了,每次我回去时他都还当我是三四岁的儿童,把所有好吃的好玩的都搬到我面前,亲热地叫着我小名,跟我回忆过去,讲他年轻时的故事。他会在每天的晚饭后加入楼下的“聊天会”,夏日傍晚,一群老人摇着扇子坐在竹椅上谈笑,余晖拥抱着他们。
看到外公身后的那棵高大的常青树了吗?那是他映在我心中的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