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归乡，便见外婆蹲在檐下生炉子。煤球是新换的，蓝幽幽的火苗顺梢头往上窜，把外婆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烟气是有的，却并不呛人，只在清早的寒气里，慢腾腾地，打着旋儿，终于和天光混作一片灰白。我便立在那里看外婆怎样用火钳拨弄那些通红的块垒，怎样将被晨露打湿的柴枝架上去，怎样偏过头，避开那骤然腾起的一蓬细烟。这景，原是日日如此的。

我从前是不大留意这些的。生火么，不过是把冷的弄热，把生的做熟，是顶顶平常的事。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平常里，竟也看出些别的意思来了。譬如这煤球，一个个圆满的、乌黑的，静静地垒在墙角，本是些无生气的物事，可经历了你的手，它们便“活”过来了。那火起初是怯生生的，只在中心点着一星，须得你耐着性子，轻轻地扇，等那一点红慢慢地润开，终于“轰”地一下，坦坦荡荡地烧成一片。这个过程，很像在唤醒一个沉默的、倔强的灵魂。

有时我坐在屋里，隔着纸窗，能听见外间摆弄出的响动：是火钳与铁炉沿碰着，清亮的一声“叮”；是蒲扇扑在炉口，闷闷的、有节奏的“噗噗”声；是水在壶里，将沸未沸时，那细碎而急切的、鱼吐泡般“咕噜”声。这些声音混一处，竟成了我这寂静书斋里唯一的、带着暖意的背景。于是那些在纸上纠缠不清的念头，那些在心头盘桓不去的鬼影，仿佛都被这实在的人间的声音给按住了，暂时退到阴影里去。我便能喘一口气，觉得这漫漫的长日，似乎也不是全然无望的了。

我于是想起幼时在故乡的灶间。奶奶也是这样生火的，用晒干的豆秸，火起来得更快，“呼啦啦”一阵响，满屋子都是植物骨骼燃烧的、焦香的暖意。那时以为天地间的温暖，原该是这样唾手可得的。后来，用了打火机，用了煤气，那“咔哒”一声，火便来了，方便的，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呢？大抵是缺了那点“等”的意思。人总要等等，看着火一点一点地起来，心也跟着一点一点地踏实下来。

外婆这时已将炉子侍弄得旺了，那铁壶的底被明火舔着，开始“嘶嘶”地吟唱。外婆直起身捶捶腰，朝我这边望了一眼，并不说什么，只用手背蹭了蹭额头，留下一道淡淡的灰印。我忽然觉得，这漫漫的长夜，或者也并不可怕，因为我知道，待到明早推开门时，外婆定然还在那里，蹲在檐下，侍弄那一炉生生不熄的火。我便可以走进去，在尚有余温的炉边坐下，摊开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只是，这炉火终究是要熄的，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有个尽头。可我知道，当明天第一缕天光照进院子，当檐下的露水重新凝结，外婆仍会蹲在那里，用那双布满皱纹和炭灰的手，将那熄灭的炉子重新点燃。那火光，会像记忆一样，明明灭灭，却永不真正断绝。

这寻常的炉火，是外婆教给我的，关于等待和守护的哲学。温暖，原来不在那炉中的烈焰，而在那一次次俯身将它燃起的执着里。

指导教师：马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