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额尔古纳河右岸》时，有一队来自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缓缓踏过我的梦境。它们仍驮着苔藓的清冷，驮着林间的薄雾，更驮着远方鄂温克人的叹息。这队驯鹿叫“森林生命”队。

这队驯鹿的出发地，是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不是游猎文明的旁观者和记述者，她是守夜人。她的文字并非一幅热烈奔放的油画，而是月光浸透的白桦树皮——素净、温润，总在万物沉寂之处悄然划开我心底的冰层。她写死亡：“人的生命就像河流，该流走的时候就流走了”；她写森林：“树木是大地写在天空的诗句呀”；她写告别：“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在她的笔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驯鹿、篝火、希楞柱、风声雪声都重新拥有了魂魄。老迈的驯鹿在苔原上死去，又在春雨里化作蘑菇归来；熄灭的篝火能在晨光熹微之时重新燃起青烟；而这片林子里的人们，也能在生离死别的往复循环中成为自己的萨满。当瘟疫来袭，族人们围火而舞彻夜不息，即使是死神逼近的夜晚也“不觉得让生命随自然而去有什么太悲戚、太无法接受的”；妮浩萨满一次次失去自己的孩子去换取别人的生命，除了沉默地穿上神衣击鼓跳神，就是在月光下独自舔舐伤口；鄂温克女人们脸上刻满风霜眼里却盛满星光，在迁徙路上高唱赞达仁……在这里，生命与神灵默然相通，人们在无数场月缺月圆里将悲伤埋下，用歌声与眼泪灌溉，这片森林里终会挺立起最不屈的树。正如迟子建在书中所写那样：生命就是这样，有出生就有死亡，有忧愁就有喜悦。而我想说，有凋零就有重生。迟子建将自己的灵魂深深扎入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每一寸冻土里，她避开了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转而用更为幽微的笔触勾画出真实的鄂温克部落。她生活的森林，冬天的夜空总是明澈又凛冽，极光像神灵的裙摆拂过天际，就在这样庄严神秘的景象深处，却又有着刻骨铭心的画面：雪地里一排排桦皮棺木在风中像鸟一样张开翅膀。她想让我们看见的，是原始、未经粉饰与哀悼的落幕，犹如一片在密林深处自然飘落的松针。这样的生命，才是灵魂的栖息地。

这队驯鹿的途经地，是我的故乡。

我并非在森林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童年记忆是田野阡陌。就在这稻浪棉海里，有一方天地安放着我的眷恋。迟子建在书中写到自己和列娜、安草儿的羁绊，她的姐姐列娜在迁徙途中永远沉睡在了雪地里，她的孙子安草儿在废墟般的营地边孤独地守望。而我的祖父，曾在田埂上捡回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柿子树苗，他一边念叨着盐碱地养不活这娇气的东西，一边用布满老茧的手挖坑培土将它栽下；我的祖父在村口目送我随父母进城远行，从麦苗返青再到稻穗金黄，从未挪开目光。

我家屋后有一片竹林，虽不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林一般苍莽深邃，但也确是生命的恣意。春风一吹，竹笋破土而出，整片林子奔涌着绿色的呐喊，仿佛压抑着积攒已久的渴望。但一场倒春寒袭来，许多新笋冻死在泥土里，我却看见仍有几株在冻土下蓄势待发，尝试将整个严冬的力气迸裂出来。这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树木有分别吗？不！没有分别！它们一样的顽强，一样地拼命生长！现在想来，那些没能长成竹子的笋，才是生命的序曲与年轮里最深刻的纹路。

这队驯鹿的终途，是生命与自然的和解处。

迟子建笔下的世界浸润着苍凉与从容感，鄂温克人看淡生死，生死存灭不过是自然的呼吸罢了，犹如庄子所言“生死修短，岂能强求”。这份豁达的心境，也使我不禁追问生命存在的重量。难道只有融入现代都市，在钢筋水泥中搏得一席之地才算活出价值吗？我想答案是：不。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人们在这片被神明亲吻过的密林里繁衍生息，抚摸驯鹿的鼻息，与山神对话，用岁月熬煮生活，淬炼出让所有现代文明都低头沉思的东西——那是对死亡的坦然！如今焦虑弥漫的世界里，仍有一条大河沉默流淌着最原始沉静的生命节律，而我们也应该慢下来聆听，去听，去感受，去敬畏。

生命是这本书最坚韧的底色，合上这本书，仿佛有一场来自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雪将我覆盖。迟子建眼中的森林，是她信仰的圣殿；我眼中的森林，是生命的轮回地。我想，任何人读完此书，都能听见自己的灵魂回响，重新寻回对生命的宽厚与悲悯。

啊，额尔古纳河右岸！请赐予我直面凋零的平静。

指导教师：叶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