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那年，我家客厅的天花板，差点被我叽叽喳喳的小嗓门给掀翻了。

不是摔碎了花瓶，也不是追着小猫把沙发靠垫扔得满天飞，纯粹是——我的话太多了。捧着饭碗时，我对着碗里粒粒饱满的白米饭开“餐桌演讲会”，连掉在桌上的饭粒都要凑过去听两句；放学路上蹲在花坛边，我对着搬家的小蚂蚁问东问西，连风都要停下来等我把话说完；就连洗澡时，我都要对着花洒滔滔不绝，哗啦啦的水流声里，我的声音像条蹦跶的小鱼，从水雾里钻出来，飘得满浴室都是。妈妈笑着点我的鼻尖，说我是家里的“移动小电台”，24小时不打烊，信号强得连楼下乘凉的阿婆都能接收到。

于是在一个阳光把梧桐叶晒得发亮的下午，妈妈攥着我的小手，推开了那间满是落地镜的教室门。暖金色的光从玻璃窗淌进来，落在墙边摆着的几支话筒上，像撒了层细碎的星光。她把我交到那位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老师手里，自己轻手轻脚退到后排的椅子上坐下。我攥着衣角蹭过去，怯生生接过那支银白色的话筒，凉丝丝的金属外壳贴在掌心里，比我揣过的所有糖果都沉。老师蹲下来，和我齐着视线，指尖轻轻点了点话筒顶端的网罩：“刚才你在楼下给小猫讲的那个童话故事，能不能对着它，再讲一遍呀？”

那个下午，我第一次摸到了声音的形状。它没有把我的吵闹成倍放大，反而像一捧温软的云，裹着我的小嗓门，轻轻飘出去。老师拉着我站到镜子前，我盯着镜面里的自己忽然愣住：原来我讲故事时嘴巴张得太大，会露出那颗刚掉了门牙的小豁口；原来我说到开心的地方，眼睛亮得像藏了两颗小星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叽叽喳喳的话，慢慢说、轻轻讲，会变成比窗外的风还好听的声音。

六年的时光，就这么跟着话筒里飘出来的字句，慢悠悠淌过去了。每周五傍晚的那间教室，成了我除了家之外最熟的小天地。落地镜记住了我从歪歪扭扭站着，到背挺得像小松树的每一个表情；地板上磨出的浅痕，藏着我踩着节拍练绕口令的小脚印。那个连字都认不全、只会追着风说话的小话痨，慢慢长成了能捧着稿子即兴讲完一整个故事的少年。书架上摞着的那些金灿灿的奖状，每一张背后都亮着一盏暖黄的小台灯：稿纸上用红笔圈了又圈的停顿记号，厨房里妈妈系着围裙，跟着我一句一句顺词的轻声，还有爸爸坐在沙发上当“专属评委”，困得脑袋一点一点，手里还硬举着画着满分的打分牌。

最难忘的是第一次登台前的十分钟。后台的化妆镜前，我盯着自己煞白的脸，手心的汗把话筒柄浸得发滑，连背了几百遍的开场白都在脑子里打转转。老师悄悄走过来，没说“别紧张”，只是把我的小手整个包在她暖乎乎的掌心里，轻轻焐了好一会儿。那股温度顺着指尖钻进心里，我忽然就懂了：她教我的从来不止是标准的咬字、好看的站姿，更是怎么和心里那点慌慌张张的紧张做朋友——不用把它推开，牵着它的手，它就能变成推着你往前跑的小助跑器。

六年，那支凉丝丝的话筒，陪着我从攥着它不敢出声，到站在舞台中央敢笑着望向台下的眼睛；从嘴里蹦出来的话像乱撞的小麻雀，到每一句都落得稳稳当当、掷地有声。它替我记下了童年里所有关于声音的小秘密，教会我原来语言是有温度的，能把寒夜里的小故事烘得暖融融；原来声音是会发光的，能把平凡的小事照得亮晶晶。那个曾经停不下嘴的小话痨，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舒服的发声频率。

后来我走到哪里，都敢把路上遇到的小猫、放学时落在肩头的夕阳、奶奶晒在阳台的橘子皮，都编成小小的故事讲出来。原来那支话筒，早就把我的童年，一笔一画，写成了满是星光的篇章。

指导教师：陈钰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