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离开码头的时候，太阳正从江对岸的楼缝里挤出来，碎金似的光落在水面上，被轮机搅成一锅浑浊的汤。

徐德顺从驾驶舱的侧窗探出半个身子，往岸上扫了一眼。客运码头的铁栅栏外面，站着几个稀稀拉拉的人影，送行的，看热闹的，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恰好路过，停下来歇歇脚。没人朝他挥手。他把身子缩回去，拉上窗，从仪表台上摸出半包压扁的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

这是徐德顺跑这条航线的第十九年。从长江这头到那头，上水五天，下水四天，来回一趟将近十天。十九年里，他在江上漂了五千多个日夜，比他在岸上待的日子多出好几倍。他的工友们叫他“船长”，半是玩笑半是客气——他开的不是那种万吨巨轮，只是一艘三百吨的散货船，运黄沙、石子、煤炭，偶尔运化肥。船不大，吃水浅，在江上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贴着水面漂。

船尾的厨房里，轮机长老周正蹲在地上剥蒜。蒜皮落了一地，白花花的，像碎了一地的指甲。锅里炖着鱼，是从江边渔民手里买的，两块钱一斤，比岸上便宜一大半。鱼是江里现捞的，鲫鱼，不大，巴掌长，刺多，炖汤刚好。锅盖一掀，白汽蒸腾，带着一股土腥味，把逼仄的船舱灌得满满当当。

“老徐，”老周头也不抬，“上回跟你说的那个事，你考虑了没？”

徐德顺没接话。他知道老周说的是什么事——老周的外甥在苏州开了个修船厂，正缺人手，工资比跑船高，关键是能天天踩着岸。老周已经劝过他好几回了，每回都是同样的话：“五十好几的人了，别漂了。人不是船，不能一辈子不泊岸。”

人不是船，不能一辈子不泊岸。 

这话听着没什么，落在徐德顺耳朵里，却像锚链子一样沉，哗啦啦地往下坠。他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别在耳朵上，眼睛盯着前方的江面。水色浑浊，像煮过的中药汤。一只水鸟从船头掠过，翅膀几乎贴着水面，飞了不远又落下去，随波荡着，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徐德顺不是没想过上岸。十九年前上船的时候，他跟自己说，干个三五年，攒够了钱就回家。那时候他三十六岁，女儿刚上小学，老婆在镇上的棉纺厂做工。三五年后，女儿上了初中，学费涨了，老婆的厂子倒闭了，攒的钱不够。那就再跑几年。几年后，女儿上了高中，成绩不错，老师说有希望考大学。大学是要钱的，一年学费加生活费，抵得上他在江上漂半年的收入。那就再跑几年。再后来，女儿考上了，去了省城，学了会计。四年大学读下来，他跑了四年船。女儿毕业那年，他回了一趟家，发现老婆老得厉害，头发白了一半，牙掉了两颗，笑起来的时候习惯性地捂嘴，像是怕被人看见。他站在自家门口，忽然觉得这个家有点不认识了——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了里面的红砖，院墙根长满了青苔，院子里的石榴树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了，枯枝指向天空，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手。

那天晚上，他躺在自家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是实心的木板床，硬邦邦的，和船舱里那张铺一模一样。但他睡不着。太安静了。没有轮机的声音，没有水流拍打船舷的声音，没有锚链碰撞的叮当声。安静得让他觉得耳朵里空落落的，像被什么东西掏过。凌晨两点，他爬起来，摸黑走到院子里，蹲在枯死的石榴树底下抽了两根烟。月亮很亮，把地上的烟灰照得发白。他想，人真贱，漂久了嫌船吵，上了岸又嫌地太静。到底哪里才是自己的地方？

他没想明白。第二天一早，他又上了船。

日子就这么流过去。徐德顺的烟越抽越凶，从一天半包变成一天一包，又从一天一包变成一天一包半。他的手指被烟熏得焦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污。每次靠岸加油或者装货的时候，他会蹲在码头边上，对着江水发呆。水是黄的，打着旋儿往下游走，不知道要流到哪里去。

有一回在芜湖卸货，码头上来了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戴着眼镜，背着一个很大的旅行包，手里拿着一本翻旧了的地图册。他站在岸边，仰头看着徐德顺的船，看了很久。后来他走过来，问能不能搭船去安庆。

徐德顺笑了。他的笑容在满是胡茬的脸上显得有点苦，“这不是客船。”

年轻人说他知道，但他就是想坐货船。他从北京来，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上个月辞了职，打算沿着长江走一趟。他不赶时间，走到哪儿算哪儿。他说他想看看长江，看看这条江上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江面上偶尔闪过的碎光，那是一种徐德顺已经很久没有在任何人脸上见过的神情——不是兴奋，不是好奇，而是一种笃定，好像他确确实实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家里人不管你？”徐德顺问。

年轻人笑了笑，“他们管不着。”

徐德顺没再说什么。他把这个年轻人让上了船。船开了以后，年轻人站在船头，举着手机拍照，拍江水，拍岸上的树，拍远处模模糊糊的山影。江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也不管。风大得能把人的脸皮吹皱，他却像感觉不到似的，站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天擦黑了才回舱。

晚上吃饭的时候，年轻人坐在徐德顺对面，夹了一筷子鱼，嚼了半天没咽下去。鱼刺多，他不太会吃。老周递给他一瓶啤酒，用筷子撬开瓶盖，泡沫溢出来，顺着瓶身往下淌。年轻人接过去，仰头喝了一大口，被呛得直咳嗽。

“慢点，”徐德顺说，“这酒不比你们北京的精酿。”

年轻人擦了擦嘴，问他跑船多少年了。

“十九年。”

“十九年。”年轻人重复了一遍，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你肯定见过很多事。”

徐德顺没接话。他低下头扒饭，扒得很快，腮帮子鼓起来又瘪下去。老周替他接了话：“他能见什么事，就是这条江，跑过来跑过去，跟拉磨的驴似的。”

年轻人笑了，徐德顺没笑。

那天夜里，船停在江都附近的一个锚地。月亮很大，把江面照得银白，像一面没打磨过的镜子。徐德顺坐在船尾，两腿悬在水面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江上的航标灯，只是比航标灯短命得多。年轻人从舱里钻出来，在他旁边坐下。两人沉默了很久。

后来年轻人开口了。他说他爸也是个跑船的，跑了二十多年，去年退了休，在老家开了个小卖部。他说他小时候很少见到他爸，一年到头，也就过年那几天能见着。有一回他爸回来，给他带了一包糖，包在一个塑料袋里，糖纸花花绿绿的，他舍不得吃，藏在枕头底下藏了小半年，后来糖化了，把枕巾染了一大片，他妈洗了好久都没洗干净。他考上大学那年，他爸破天荒地请了一个月假，送他去学校报到。那是他头一回跟他爸待那么长时间。报到那天，他爸穿了一件新衬衫，袖子太长，卷了两道，领口的扣子扣得板板正正，走在他旁边也不说话。到了宿舍，他爸帮他铺床、挂蚊帐，动作很慢很仔细，跟做一件多要紧的事似的，弄完了就站在宿舍门口，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他跟他爸说，你回去吧。他爸点点头，转身走了。他站在宿舍楼门口，看着他爸沿着那条梧桐树夹道的水泥路往外走，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校门口。他忽然想起来，他忘了跟他爸说一声谢谢。

“后来呢？”徐德顺问。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差点被水声盖过去。

“后来？”年轻人把手里的一颗小石子丢进江里，水面溅起一点水花，转眼就没了，“后来我毕了业，找了工作，一年回去一次。去年他退休，我说我回去帮忙，他说不用，说我工作要紧。他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替别人想，从没替自己想过。”

徐德顺没说话。他把烟头摁灭在船舷上，烟头的火星在夜风里闪了一下就熄了。他盯着江面上的月亮，眼睛被风吹得有点发酸。

年轻人转过头看他，“你女儿呢？”

徐德顺愣了一下。

“白天听老周说的，”年轻人笑了笑，“说你女儿读了大学。”

徐德顺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起女儿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正好在宜昌卸货。老婆打电话来，声音激动得发抖，说丫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会计专业，正经的本科。他挂了电话，蹲在码头上，对着来来往往的货船，哭了一场。码头上灰尘很大，风一吹，满脸的泪混着灰，糊成一团。没有人注意到他。也没有人认识他。他是江上千千万万条船中的一条船上的一个船工，是这座城市每天吞吐的无数货物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没有人知道这个蹲在码头边哭的男人刚刚收到女儿考上大学的消息，也没有人知道他哭不全是因为高兴。他只是忽然觉得，这十九年，值了。可这“值了”的念头刚冒出来，他自己就吓了一跳——十九年的江风，十九年的油污，十九年吃在船上睡在船上，换一个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叫值了？那他自己呢？他的那十九年，去了哪里？

“她挺好的，”徐德顺说，声音像被江水洗过一样，淡得没什么味道，“去年毕业，在省城一家公司上班。做会计。”

“那挺好，”年轻人说，“你可以休息了。”

徐德顺没接话。他又点了一根烟，烟雾被江风吹散，像一摊被稀释的墨。远处传来另一条船的汽笛声，低沉，悠长，像老牛在江面上叹气。

他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年轻人说，他不能休息。女儿虽然在省城上了班，但省城的房子贵，租房子也贵。每个月工资到手，刨去房租和吃饭，剩不下多少。女儿懂事，从不跟他开口，偶尔打电话来，还问他身体怎么样，叫他少抽烟。但他心里清楚，女儿的日子并不宽裕。有一回女儿在电话里说，公司旁边的盒饭涨价了，以前十二块一份，现在十五块，她就换了一家，走远一点，买十块的。徐德顺听了没说什么，挂了电话以后，坐在船舱里发了很久的呆。他想起女儿小时候，有一年过年，老婆带她去镇上买新衣服，她看中一件红色的棉袄，五十八块钱，老婆嫌贵，拉着她走。她不哭不闹，只是走出店门的时候回了三次头。那件棉袄后来没买，她穿了一件亲戚家孩子穿旧的蓝色棉袄过了那个年。蓝色的棉袄洗得发白，袖口短了一截，露出手腕。徐德顺那时候在江上，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听老婆说起来，已经是好几年以后了，他用一双沾满机油的手捂着脸，蹲在船舷边，蹲了很久。

他这一辈子，好像总是在“后来”才知道很多事。后来才知道女儿小时候喜欢画画，画了一只猫贴在墙上，被老婆撕了，说贴画会把墙皮粘坏。后来才知道老婆的腰不好，在棉纺厂落下的病根，阴天下雨就疼，疼得起不来床。后来才知道，他家门口那棵石榴树，是女儿十岁那年种的，长了十几年，结果第一年石榴压弯了枝条，第二年就枯死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他都是在某一个码头、某一个锚地、某一次靠岸装货的间隙，断断续续听来的。而他听到的时候，那些事已经变成了往事，变成了无法弥补的缺口。

夜色更浓了。江面上的灯火渐渐稀疏，只剩下航道上的浮标在一明一灭，像溺水的人伸出的手。年轻人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他说明天到了安庆就下船，谢谢徐德顺载他这一段。

“这一段，”他说，“比我之前走的所有路加起来都好看。”

徐德顺笑了笑。这一次，他笑得比之前舒展一些，嘴角的纹路像江面上的涟漪，荡开又收回。

第二天，船在安庆靠岸。年轻人背着包跳上码头，回头朝徐德顺挥了挥手。他的背包带子勒进肩膀，眼镜在太阳底下反光，看不清眼睛。徐德顺站在驾驶舱的侧窗前，也抬起手，挥了两下。年轻人转身走了，沿着码头的斜坡往上走，走得很稳，一步是一步。斜坡上面是一条沿江的马路，马路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民房，灰色的墙，红色的瓦，瓦缝里长着几丛枯草。再往上，是天空，蓝得有点发白，像一块褪了色的旧布，被江水洗了太多年。

船又开了。码头上的人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江岸线上。徐德顺收回目光，点上今天的第一根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驾驶舱里弥漫，模糊了仪表台上的各种指针和指示灯。

船继续往上游走。江面时宽时窄，两岸的景色千篇一律——工厂的铁皮屋顶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农田里青一块黄一块，偶尔出现一排民房，贴着白瓷砖，二楼的阳台上晾着衣服，花花绿绿的，像挂了一面面小旗。偶尔有别的船迎面驶来，汽笛一声长鸣，擦身而过，然后继续各自的航程。徐德顺认识江上跑的很多船，就像认识街坊邻居一样。哪条船吃水深，哪条船主机该大修了，哪条船的船主去年换了人，他心里都有一笔账。有时候两条船在锚地碰上了，船工们蹲在各自的船尾说话，隔着水面喊过来喊过去，说水位，说柴油价格，说家里的事，声音在水面上传得老远，惊起岸边芦苇丛里的野鸭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徐德顺已经习惯了船上的生活，习惯了机舱里那股永远散不掉的柴油味，习惯了晚上睡觉时江水拍打船舷的声音，习惯了隔三差五靠岸时，用脚踩在土地上的那几分钟短暂的踏实感。他甚至习惯了岸上的人看他的眼神——那种混杂着怜悯和轻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被生活打败的人。

有一回船在铜陵装沙，徐德顺蹲在码头边上吃盒饭，听到旁边两个装卸工在聊天。一个指着他的船说，你看那条船，那老头儿在这条线上跑了快二十年了。另一个说，跑了二十年还是个跑船的，真没出息。

这话传到徐德顺耳朵里，他嚼饭的嘴停了片刻，然后继续嚼。他不是不在乎。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在乎。他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出人头地，想过做生意，想过在岸上盖一栋两层的楼房，院子里种一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整个院子都香喷喷的。他甚至还在地摊上买过一本《生意经》，巴掌大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元宝和算盘。但那本册子他只翻了头几页，后来不知丢到了哪里。那时候他刚结婚，女儿刚出生，家里需要钱，他就上了船。上了船就下不来了。

不是船不让他下。是他自己不知道，下了船，他能去哪儿。岸上的世界变化得太快，楼房一年比一年高，马路上跑的汽车一年比一年多，连码头上用的吊机都换成了他不知道名字的新型号。他对这个岸上的世界，越来越陌生。有一次他走在一个县城的街上，十字路口等红灯，他站在斑马线这头，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认识他，他也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路边新开了一家奶茶店，玻璃橱窗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门口排着七八个年轻人，低着头看手机。徐德顺从门前走过，往玻璃窗里望了一眼，看见一个穿围裙的小姑娘正在往杯子里加冰块，冰块落进杯子，哗啦一声。那个声音不知为什么在他耳朵里停留了很久。

那个年轻人走后的第二个月，徐德顺的女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那天船正经过武汉。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站在船头，能看见长江大桥的轮廓横在天边，钢架结构密密的，像一道缝在水天之间的伤疤。太阳正沉下去，把江水染成一片橘红色。他的手机响了，他从裤袋里掏出来——手机是老款的按键机，屏幕裂了一道缝，但不影响用——是女儿打来的。

“爸。”女儿的声音在江风中有些模糊。

“哎。”

“爸，我跟你说个事。”

“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徐德顺能听到女儿的呼吸声，还有远处汽车的喇叭声。她在路边。

“我想辞职。”

徐德顺愣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耳朵上的烟，没取下来。

“好好的，辞什么职？”

女儿说，她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坐在格子间里，盯着电脑上的表格和数字，一天下来眼睛都花了。公司里的同事勾心斗角，谁在领导面前说了谁坏话，谁的报销单被打了回来，谁升了职谁的脸色就变了，她应付不来。她说她觉得自己像一颗螺丝钉，拧在一个巨大的机器上，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没有尽头。

“那你想做什么？”徐德顺问。他的声音尽量放得很平稳，不想让女儿听出什么别的来。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阵。然后女儿说：“我想开个面包店。”

徐德顺没说话。他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叼在嘴里，手在身上摸了半天没摸到打火机，这才想起来打火机落在驾驶舱里了。他把烟又从嘴里取下来，捏在手里，烟被他捏得变了形，烟丝从纸卷的缝隙里漏出来，落在他的裤子上。

“爸，”女儿的声音变得有些急，“我知道这听着不靠谱。但我真的喜欢做这个。我在家试过了，我做的面包，邻居都说好吃。我在网上看了教程，也在面包店打过两个月的周末工，我想了很久，不是一时冲动。我可以先从小做起，不用多大的店面，做得好再慢慢扩大……”

徐德顺听着女儿的声音，忽然想起她小时候。那时候她喜欢画画，用蜡笔在墙上画，画房子，画树，画一只永远飞不起来的鸟。老婆骂过她很多次，说墙皮画花了不好收拾，她就不画了。后来上了学，她又迷上了捏橡皮泥，捏了小兔子、小狗、小人，整整齐齐地摆在窗台上。再后来，橡皮泥干了，裂了缝，那些小东西一个一个被她丢进了垃圾桶。上了初中以后，她就再也没捏过橡皮泥，也没画过画。她的桌子上堆满了习题册和模拟卷，周末被补习班占满，回家以后唯一的娱乐是用那台旧电脑看看电视剧。

徐德顺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揪了一下。他想起那个年轻人说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替别人想，从没替自己想过。”他不想让女儿也变成这样。他在这条江上漂了十九年，就是为了让女儿不用像他一样，一辈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如果女儿现在做的事情让她不开心，那他这十九年，到底图了个什么？这个问题像一根鱼刺，卡在他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

“要多少钱？”他问。

女儿愣了一下，“什么？”

“我说，开面包店，要多少钱。”

女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江风呼呼地吹，把徐德顺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听到女儿的呼吸声变重了，像是哭了。他心里一紧，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女儿哭。有一回女儿三岁，发高烧，在镇上的卫生院打吊针，针扎进去的时候她哭了一声，然后咬着嘴唇不哭了，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小脸煞白。徐德顺站在旁边，手心里全是汗，恨不得替她挨那一下。

“爸，”女儿的声音带着鼻音，“你确定吗？你跑了这么多年船，攒的钱是养老用的……”

“养什么老，”徐德顺打断她，声音粗了起来，像是在对自己发狠，“我还没老。”

挂了电话，他站在船头，看着长江大桥越来越近，又看着它越来越远。火车的轰鸣声从头顶碾过去，整个江面都在轻微地颤抖，连他的船也感觉得到。夕阳已经沉到桥底下去了，只剩下天边一抹残红，像被谁用水稀释过的血。

他把那根捏变形的烟重新叼回嘴里，这一次他摸到了打火机。火苗蹿起来，在江风里摇摇晃晃地立了片刻，灭了。他又打了一次，又灭了。打到第三次，他终于点着了。烟头的火光在夜色里亮起来，像一颗微型的太阳，只照亮了他脸前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他想起老周那句话——“人不是船，不能一辈子不泊岸。”

可他想，船泊了岸，就真的是船了吗？船舵锁了，锚下了，轮机熄了，它就只能待在那个码头上，被太阳晒，被雨淋，铁锈慢慢从吃水线上往上爬，爬过船舷，爬过栏杆，最后把整条船都吞进去。它在水里腐烂，在时间里朽掉，直到有一天，连它的名字都没人记得。它是一艘船，可它再也下不了水了。

那我呢？他想。他在这条江上漂了十九年，把自己的日子漂成了一片茫茫的水，望不到头，也看不到底。他不是不想泊岸，他只是不知道，岸上还有没有他的位置。他不知道走在岸上的时候，脚下的地会不会像甲板一样晃，他不知道睡在岸上的第一夜会不会仍然因为太过安静而失眠。

他记得有一年冬天，船因为大雾停航了三天，困在芜湖的锚地里动弹不得。雾大得像一堵墙，看不见对岸，看不见上下游的船，甚至连码头的轮廓都被雾气吞了个干净。老周在船舱里蒙头睡觉，呼噜打得震天响。徐德顺坐在驾驶舱里，透过玻璃往外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把窗推开一条缝，雾立刻涌进来，又湿又冷，贴着皮肤往骨头缝里钻。他听见江水的声响，听见远处有船在拉汽笛，声声闷闷的，从雾里传来，辨不清方向。他忽然觉得自己像是被世界忘掉了，这条船，船上的人，都被遗忘在这片白茫茫的雾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也没有人关心。

那三天，是他十九年里最难熬的三天。后来雾散了，江面露了出来，对岸的楼房也露了出来，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可那三天的感觉，一直留在他心里。他有时候想，也许他这辈子，就是困在一场雾里。雾里没有岸，只有水。

江水在船底流动，发出那种持续不断的、低沉的声音。徐德顺听了十九年，早已习惯了。可这天晚上，他忽然觉得那声音很陌生。它不像从前那样沉闷，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轻轻翻了一个身，把水的脉动揉进夜色里。

夜里，徐德顺躺在铺上，辗转难眠。舷窗外的月亮又圆了，悬在江面上方，亮得不像话，把舱里照得跟白天似的。他侧躺着，盯着墙上的挂历发呆——挂历是码头上的人送的，印着一家化肥厂的广告，画面上是绿油油的稻田和一个翘着大拇指的农民。挂历上的日期还是两个月前的，没人翻过，纸面上落了一层灰。月光打在挂历上，农民的笑脸被照得有点诡异。

他想起白天在锚地遇见的那条船，船主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全白了，拄着一根竹竿当拐棍。他在这条江上跑了四十年，比徐德顺还早二十年。他的船锈迹斑斑，吃水线上长满了青苔，船尾挂着的国旗褪得几乎看不出颜色。徐德顺问他怎么还不退休。他笑了一下，露出几颗稀疏的牙，说：“退了休，我干什么呢？”

“我干什么呢？”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像是问徐德顺，又像是在问自己。

徐德顺当时没在意。现在想起来，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退了休，他干什么呢？

回老家？老家的房子空了好几年，院子里长满了草，房顶上的瓦被风吹跑了好几片，他听老婆说，去年下大雨，西边的墙渗水，墙根起了一层白霜一样的硝，客厅的地面湿了三天才干透。他去年回去看过一次，推开门，一股霉味扑过来，墙角结着蜘蛛网，网上一只死苍蝇，干透了，风一吹就碎成粉末。桌上的灰尘厚得能写字。他站在门口，忽然不知道自己的拖鞋放在哪里。他问老婆，老婆说，在鞋柜第三层。他打开鞋柜，里面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着，全是他老婆的。

他自己的拖鞋，已经在船上了。

他又想起那个跑船的同行，问的那句话：“退了休，我干什么呢？”他有老婆，有女儿，女儿马上要有自己的面包店了。可他不知道，等这一切都安顿好以后，他自己该往哪里放。他是一艘船，在江上漂了十九年。现在，有人告诉他，该泊岸了。可他在岸上的那个“家”，住着还没有船舱里的铺睡得安心；他在岸上认识的人，加在一起还没有在锚地认识的船工多；他走在岸上，脚步是飘的，心里是空的。他不知道，这样的他，还算不算一个“岸上的人”。

月亮升到了半空中，清冷的光洒在江面上，水面晃荡，把月光揉碎了，揉成一片碎银子，撒在波浪之间。徐德顺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半张脸，闭上眼睛。轮机的声音从船底传上来，嗡嗡的，像心跳。

船继续往前开。前方的江面隐入无边的夜色，岸上的灯火越来越稀，越来越远。黑色的水在黑色的夜里流着，看不清来处，也望不见尽头。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加快速度。他知道天亮以后，江还是这条江，船还是这条船，他还是他——一个在长江上跑了十九年船的、老了的人。女儿的面包店会开起来，老婆的腰疼会好一些，日子会继续往下过，他会继续在这条江上漂着，直到漂不动的那一天。

只是他不知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还能不能找到他的岸。又或者，他从来就没有过岸。他只是一艘习惯了漂在水上的船，而那些看起来像是岸的东西，不过是他路过的一个又一个码头。码头不是岸。码头只是让他停一下，歇一下，喘口气。停完了，还要继续走。

江风从舷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水汽的凉意。徐德顺翻了个身，蜷起腿，把被角往肩膀底下掖了掖。他忽然想起那个搭船的年轻人，想起他说的话——“这一段，比我之前走的所有路加起来都好看。”徐德顺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后来去了哪里，有没有走完他想走的那条江。他只是觉得，那个年轻人说的“好看”，大概不是他眼里的这条江。年轻人眼里的江是风景，是壮丽的、诗意的、值得拍照留念的远方。而他眼里的江，是柴油、是油污、是风湿关节疼、是凌晨三点钟的起夜值班、是永远洗不干净的工作服。

但也许，那个年轻人说的是对的。也许这条江，确实是好看的。只是他看了十九年，看得太久，久到忘了它也是好看的。

船在夜色中继续前行。徐德顺终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的呼吸平稳下来，和轮机的声音混在一起，融为一体。船身轻轻摇晃，像摇篮，又像另一种形式的囚笼。

他睡着了。

指导教师：谭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