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一键美颜的时代，我的手机相册里塞满了“完美”的照片，每一张都经过精心修饰，堪称数字和科技的艺术品。直到那个周末的午后，我和外婆在老房子阁楼的樟木箱底，翻出了那本用墨绿色缎子包裹着的相册。

缎面已有些褪色，上面绣着的兰草却依然挺立，右上角的“影集”两字已有些斑驳，诉说着久远的记忆。外婆轻轻拂去浮尘，像打开一个沉睡的世纪。

里面全是胶片照片，边缘微微卷曲。我草草翻过——黑白、泛黄、构图随意。“这也太‘土’了。”我忍不住摸出口袋里的手机，“外婆你看，现在拍照多方便，加个滤镜，每一张都是杰作。”

手机上自拍的我磨皮光洁无暇，背景的饱和度衬得我光彩照人。外婆看看手机，又看看手中的相册，笑了：“技术是先进了。可你把嘴角的痣都修没了，那还是你吗？”

我一怔。外婆已低下头，戴起老花镜，指尖抚过一页半透明薄纸。阳光从阁楼的小窗斜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沉浮。

“这是你外公。”她停在一张黑白照片上。

我凑近看。一个青年工人蹲在渔轮的甲板上，边缘有些坑洼的铝饭盒搁在膝盖上。他正对着镜头笑，脸上沾着油污，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额头的汗水将发梢粘成几缕。他的蓝色工作服领口敞着，喉结突出。照片背面用钢笔端正地记录着日期：１９８５．８．１９。

“那天特别热。”外婆的声音很轻，“他刚刚试航回来，浑身都是机油味。厂里宣教科去采风拍下的，当时他说自己太脏了不让拍。宣传员偏要拍，他就笑了，就这个样。”

我凝视着那个笑容。眼角的皱纹渗着汗水，握住饭盒的手指关节粗大。没有任何滤镜，甚至没有对准焦。可那股热气腾腾的生命力，几乎要穿透纸面扑到我脸上。

“再看这张。”外婆又翻过一页。

彩照，已严重褪色。天安门前，两个年轻人拘谨地站着。外公的衬衫拉得整整齐齐，外婆的辫梢被风吹乱了一缕。他们没看镜头，而是在对视，嘴角藏着压不住的笑意。

“那是８２年，我们第一次去北京。”外婆的眼角漾开细密的纹路，“我们北上，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她指着照片，“看这里，我衣领上还有在火车上吃梅干菜盒饭时不小心沾到的油渍。你外公后来总笑我，说我把‘革命的印记’带到了天安门前。”

我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喉咙却发紧。

我打开手机相册，划过那些“完美”的照片——去年家庭聚会的那张，我修了整整一个下午：把妈妈的眼袋去掉，把爸爸的肚腩修小，把妹妹得肤色调亮，把我的痘痘抹平。当时颇为自得，现在却感到一种冰冷的陌生，仿佛所有人都在微笑，却无人真正在场。

外婆还在缓缓讲述。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的入口：那张一身正气的“欧阳平”，是外公第一次出演《于无声处》话剧的剧照；那张外婆围着丝巾的，是第一次去镇海看菊花展；那张红帽小孩坐在杭州孤山前的，是还不满一岁的妈妈……

“那时候拍一张照片很贵的。”外婆说，“外公总是给我和你妈妈拍照，自己都不舍得拍，而且拍坏了就是真坏了，洗出来了才知道。所以每一张都珍贵，管它好不好看，那是真的。”

真的。

这个简单的字突然有了千钧重量。

“外婆，”我的声音有些哑，“我能给您拍张照吗？不用滤镜……”

外婆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好啊。不过我可不会摆姿势。”

“不用摆。”我拿起手机，透过镜头看着她。

午后的阳光正好打在她半边脸上，另一边隐在阴影中。她自然的灰白卷发梳得整齐，鬓边泛着些银白。脸上的老年斑十分清晰，像时光悄悄盖下的邮戳。她穿着洗得皱瘪的居家棉服，肩上微微翘着一根不起眼的线头。

我连按了几下快门键。

“咔嚓”声，轻脆而笃定。没有预览，没有重来，没有滤镜。那个瞬间就这样被捕捉、被固定。

后来，我特地找照相馆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看着照片，我就会想起那个声音。在这个随时可以用“滤镜”美化的时代，那种“一锤定音”的拍摄，竟给人一种奇异的庄重感。

不完美，却蓬勃。不精致，却真实得让人鼻酸。

我把这张照片放进那本墨绿色相册的最后一页。外婆看到时，摸了摸相纸：“这是我吗？怎么这么老。”

“是您。”我说，“您真好看。”

她看了很久，最后轻轻合上相册。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追求滤镜，是因为害怕时间，害怕流逝，害怕不完美。我们用数字科技搭建了一个虚幻的舞台，骗过自己的眼睛、骗过自己的心灵，却把自己最真实、最鲜活的那部分留在了滤镜之外。

而真实自有其万钧之力。

夕阳西下，粉红的彩霞晕满了天边，太阳的光芒为云彩镀上了一层金边。我望着窗外，看着天空。从紫红到靛青的夜空，太阳收起了它的最后一抹余晖。

没有拍照，没有滤镜。

原来最美的滤镜，是睁开眼睛，让世界以它本来的样子，走进心里。

指导老师：李虹瑶